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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城赋到千城赋

发表日期:2007年10月3日  出处:◆首席编辑师/潘承祥/校辑  作者:◆张晖  本页面已被访问 8385 次

 ——兼评董晋先生的《游庐山赋》和《都昌赋》

       《光明日报》邀请各省市主管宣传的干部聚到庐山,研讨与策划以辞赋形式为百城各做一篇赞文,展现各个城市的风采,得到首肯和响应,在“开栏的话”中写道:

 

天地形胜,城以盛民,而文明兴焉。一个城市就是一本历史,记录着这块土地的风雨兴衰,见证着这里人民的智慧创造。[1]         

                                                                

文中继续写道:现在中国正处在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欣欣向荣时期,各个城市日新月异,绚丽多彩,新时代犹如大汉盛唐,把中国推向盛世,我们何妨且歌且赋,予以颂赞?

以西安为第一篇,到现在已有三四十篇问世。

百城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何看待这一事物?

一、  “赋”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文学形式

“赋”是古代的一种文体。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最早的赋可追溯到战国荀卿的《赋篇》,发展到汉代便形成一种文体,讲究文采、韵节,其语句对应,声调顿挫,犹如诗歌;叙事涛涛,状物细腻,堪为美文。

“赋”有不同的种类,包括骚体赋、大赋、小赋,代表着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形式。

汉赋最早是由骚体赋形式出现的。这种骚体赋表现在沿袭楚骚的句式,通篇用韵,形式整齐,多用“兮”字,抒情色彩浓重,因受到屈原赋的影响较大,词清而理哀。由于赋由辞(楚辞)演变而来,故后人有称其为“辞赋”者。骚体赋可以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的《吊屈原赋》、《鹏鸟赋》作为代表。

其后出现大赋。早期大赋以枚乘(?—公元前140年)的《七发》影响最大。大赋的主要特点是以叙事状物为主。其特点有三:其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喜用排偶;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和谐;三、文辞上层层铺陈,辞藻繁富。

之后,又出现小赋。小赋多是抒情之作,其赋情辞恳切,语短意长。由于这种小赋,吸收了诗抒发感情的特点,故后人多将赋与诗相联结,称之为诗赋。

现在我们所说的“百城赋”,主要采用的是大赋形式。

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已九十年,按照一般情况,描写百城,即便一城,可以采用的文体很多,一般都是采用现代诗歌、散文形式,不必说一千五六年前就已废弃的赋,就是直到清代还延用的古诗、古文形式也绝不会采用,为什么到二十一世纪一定要从故纸堆中挖掘出两千多年前只兴盛一时的“赋”的形式呢?

——看来不可思议,实则又在情理之中。这是时代使然。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实力已开始增强,而以百城为题撰写美文,从内容到形式,汉赋都有可资运用之处。

    从内容上看,汉朝赋的盛行,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内达到空前统一和稳定,呈现蓬勃向上、昂然奋进的局面;对外抵御了西域骚扰,化干戈为玉帛,结为友好,派人出使西域,使丝绸之路变得通畅,出现万象归一、声威远振景象。由于已出现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就需要以文学形式反映汉王朝的宏大气势,赫赫声威,歌颂这种国泰民安,诸侯宾服的盛世之景。赋中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便是以此作为描绘对象的。

从艺术形式上看,赋的特点是铺张扬厉、夸大渲染、词采华丽、声韵铿锵,以此来铺陈述物,不仅可使华美者更华美,伟者更雄奇,还能以典故和比喻掩饰缺欠和不足,甚至将腐朽赞为奇丽,因而此形式进行叙写,更能描绘出一个城市的容貌、气势。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已经走过二十多年,经济年年发展,持续前进,进入强国之列已是可见桅杆的航船,特别是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更加显示了国力的增强,激起炎黄子孙的自豪感。

古代的汉朝大帝国达到“盛世”时,御用文人们以赋的形式加以赞颂;现在中国虽然还未摘掉“第三世界国家”帽子,但毕竟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于是激发起了传媒界的热情,以现在的进步与古代的大汉盛唐相比,认为两者十分相似,便将现世看作古代“盛世”的再现,进而以歌颂“盛世”的文学形式——赋,来歌颂现实,以此增强国人团结一致,继续前进的信心。

二、  百城赋的文化意义

       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第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第二个转折点是自上个世纪末兴起的复兴中华文化的运动。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各帝国主义的恣意欺侮、宰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陷入极端贫困的处境,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强国富民的经验,希图以西方的经验来拯救中国。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催发了“五四”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转向学习马列主义,视苏联为榜样。中国革命的性质也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五四”运动,除政治意义外,也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它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作为两大旗帜。194910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新文化运动,从实质上看,并未到此结束,而在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现在。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一打开国门,人们发现中国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大大的落后于西方,于是成批的青年到欧美留学,其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相应的便是大量地引进西方文化。有人还对于这种现象进行理论探讨,认为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现在更是进到了电子文明、网络文明,中国若前进就要全面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向前发展,超越西方(而在实际上又无法做到)。

然而,这个时期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弊病。对于这种弊病,英国19世纪诗人雪莱就曾做过预言,郑敏教授在她的《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辨〉的震动与困惑》中写道:

 

在他(雪莱)的感受里,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文化和人们的心态可谓病入膏肓。人们醉心于利用新兴的科学财富,一味放纵钻营的才能,而忽视心灵的培养。人们以机械的生产压制真正的创造性,而只有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识的源泉。在《诗辨》中雪莱指控工业革命将人们引上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

……

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明在强大富裕的路上疾驰,价值观念经受强大的冲击,……诗人意识到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发展。[2]

 

20世纪末,西方文化的弊病已愈来愈明显。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继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四小龙”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腾飞,使得许多人,包括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东方文化。经过研究发现东方文化中有大量精华值得提倡和弘扬。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理论,也有人提倡起了“国学”,甚至成立了“国学院”,进而又有人提出为复兴中华应在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打出孔子像。笔者主张复兴与弘扬中华文化,这是时代的要求,也必然形成客观的趋势,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抵挡不了的向前滚动的历史车轮。但是这种复兴并不是“复古”,不是将古代的文化原封不动地再现与恢复,所以“国学”的提法就值得考虑,因为“国学”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针对新文化运动而提出的陈腐概念,现在怎能重弹老调?孔子和儒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规范,对此所做的继承,是批判的继承,怎能无原则的推崇?中国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思想指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话,就要一分为二,既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全盘否定,也不能像“国学”大师们所主张的全面恢复。笔者主张的复兴与弘扬“中华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对其全面否定的一种再否定,是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割断历史,不否定前人,在继承中发展,在复兴中创新,而这种发展与创新正是在新形势下的弘扬。由于复兴与弘扬中华文化,受到无比强大的阻力,因而这必是一种克服阻力的前进,从本质上看,是一场思想革命,是一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运动。

    中华文化的复兴萌动于改革开放初期,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华诗词的兴起。当时一些有一定功底的离退休者纷纷钟情于古诗、古词起来。他们每年都集资出版诗集,有的还自费出版了个人诗集。但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官方和学术界始终不屑一顾,甚至在数以百计的学报、文学理论刊物上,几乎均将其视为另类,拒绝刊出对现代诗人所写的古诗词的评论,现代文学史也不给其任何地位,只是将毛泽东的诗词看作唯一的例外。

    百城赋就不同了,这是由中央级的报纸——光明日报主持,实则得到中宣部的首肯,各个城市大都是由宣传部门来组稿。百城赋从政治意义看,是歌颂中国和谐、繁荣的“盛世”;从文化意义看,则是由中央级的报纸组织的一次复兴古代文体——赋的有领导、有组织的行动。由于这是一种半政府行为,对于赋——这种几乎已是僵死的文学形式,又注进了新的激素,使之焕发起新的青春。可以料想:这一举动将对已开始的复兴中华文化运动,给予促进,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从百城赋到千城赋

百城赋刊登后赞扬如潮,笔者只摘录其中一则:

 

读《百城赋》如沐春风,诵《百城赋》似饮琼浆。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人文地理,历史沿革,风物人情,世间沧桑,中华名城,神州宝珠,百城一赋,尽收眼底。愿《百城赋》篇篇出彩,壮华夏儿女豪情,引无数英雄折腰!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主要由于人们平日从报刊上所看到的介绍城镇的文章大多是叙事简略,语汇贫乏,缺少文采,味如嚼蜡,就像是每天素食,缺少油水,营养不良一样。现在介绍城市的文章,竟然是以排列整齐、极尽铺陈、辞采飞扬、妙语联珠的汉赋形式写出的,十分新鲜,犹如尝到了大鱼大肉,非常解馋。有读者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如今,我们描写城市的文字已经太雷同、太一般化了!光明日报开辟这样的一个栏目,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样的赋体文章,无疑将会对我们政坛文字的空洞乏味、陈词滥调提供了一个文字范本。对于一座城市的人民来讲,这样的文章虽然算不上是经典的文章,但也会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至少,我们应该通过这样的赋体叙述,记住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经济特色和旅游景点。我们相信,《百城赋》发表完成并汇集成书以后,必将催生《千城赋》的诞生!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两面性,百城赋也是如此,尽管不论网上还是光明日报刊出的读者评论,除个别的反对意见外,大多是赞扬有加,但是平心而论,其缺点也是明显的,我认为主要有三:

其一,由于是约稿之作,开始读时,还觉新鲜,读到后来,颇有一种无形套路之感。无非是将一个城市的地理、历史、现状等等,以赋的形式进行描述而已。

其次,作者的水平良莠不齐,虽也有读来华丽而不失流畅,形式固定却不失变化的优秀赋文,如有人评价魏明伦的《宜宾赋》“写的精美绝伦,读该赋犹如饮五粮液,甘醇爽口,沁人心脾,回味无穷”,称得上是佳作。但也有些赋,或太俗、或太涩;或华而不实、空洞无物;或晦涩难懂,一味追求文辞;或典故太多,注释令人厌烦;或夸张有过,小题大做;或声韵诘屈,不能朗朗上口,总觉得留下不少遗憾。

    第三,文学作品应当具有个性、有感情、有形象,以此标准衡量百城赋,全面符合者甚寡。

    笔者很同意前面所引网民的观点:“我们相信,‘百城赋’发表完成并汇集成书以后,必将催生‘千城赋’的诞生!百城赋”必会使不少人产生以赋的形式描写风景、记述家乡的愿望,这就会出现有个性的、感情充沛、以物喻人的作品。董晋先生是位老诗人,率先加入“千城赋”的队伍,连续写出两篇赋——《游庐山赋》和《都昌赋》。同百城赋相比,在注入个人的思想感情、使之成为个性化作品方面,显胜一筹。这两篇赋同百城赋(少数除外)相比,有些新的特点:

第一,景物与人文融和,使景物人文化:

《游庐山赋》中写道:

 

见证政治风云,美庐匆匆留过客;屡经沧桑易主,山花艳艳迓游人。人世长河,尽管当时瑕掩玉;江声激越,难违历史浪淘沙。掷笔峰,秉笔直书新史册;石门涧,敞门开放现晨曦。

数历代名人,既往风流留胜迹;看今朝山色,未来景象更辉煌。五老含情,笑览城乡闹市,浑见霓虹灯影闪;芦林筑坝,欣看山谷变湖,曾照《庐山恋》里人。如琴湖,拨琴歌改革;锦绣谷,刺绣展宏图。彭泽龙宫焕异彩,庐山西海换新装。蜿蜒铁龙,自京华而纵联港九;浩荡扬子,从西羌而横系东洋。

 

作者写的是景?是物?是史?是情?都是,都不是,而是将景物与人文结合起来,其中还包含了文学中的形象,这在赋中实不多见。

第二,见物生情,借机发挥:

 

《游庐山赋》中写道:

 

三叠屏,难觅青莲休怅惘;会址桥,永怀彭总莫悲伤。循星洲玉屏两峰之麓,览云海雾泊万籁之奇。颀长直耸,翠柏苍松吻皓月;宁折不弯,红杉绿竹摘星辰。真乃林壑幽深,山中直树松杉柏;虑心宣口,世上直人彭德怀。

 

作者见到“会址桥”便联想到彭老总,看到松杉柏,便联想到彭老总的正直,情景交融得何等自然。

第三,赋中注入大量诗的因素:

赋的突出特点是雅丽。如曹丕所云: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3]

 

赋与诗有相同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

 

诗者缘情,赋者体物;诗不忌简,赋不厌繁;诗之妙在内敛,赋之妙在铺陈;诗之用在寄兴,赋之用在炫博。[4]

 

董晋先生擅长中华诗词,既写赋,而赋又是散文化之诗,自然也就会将诗的特点大量融入赋中,读起来铿锵有韵,绝无聱牙诘屈之感,更重要的是包含着较多的“缘情”味。既为现代城市写赋,必然写城市的发展,很容易写成罗列建设成就帐单,但《游庐山赋》却是这样处理这一难题的:

 

数历代名人,既往风流留胜迹;看今朝山色,未来景象更辉煌。五老含情,笑览城乡闹市,浑见霓虹灯影闪;芦林筑坝,欣看山谷变湖,曾照《庐山恋》里人。如琴湖,拨琴歌改革;锦绣谷,刺绣展宏图。彭泽龙宫焕异彩,庐山西海换新装。蜿蜒铁龙,自京华而纵联港九;浩荡扬子,从西羌而横系东洋。高速如蛛网,航空似雁行。更有金银桥穿鄱湖而直达上海,集装箱破巨浪而挺进他邦。……

 

上面所述都是写现在庐山的发展,由于已诗化,并注入了诗人的感情,因此读来,仍不乏美感。

第四,任何城市都有两面:优势和劣势,优点和缺点,赋中是回避还是涉及?若入赋,该如何叙写?董晋先生对此也作了一些尝试,在《都昌赋》中写道:

 

但须看到,东街西街步行街,改造功匮一篑;东湖南山山水城,规划尚未定型。酒绿灯红处,牢记城乡低保户;盛筵大宴时,勿忘残乞弃婴声。富者应回报社会,多行善举;强者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镇重市貌,人贵仪容,文明卫生,市民有责。群防群治,乃治安之策;八荣八耻,系做人之基。工业发展,排污减废重环保;城市建设,人文文化是灵魂。

 

这种写法,在百城赋中是难以见到的。

就董先生的《游庐山赋》和《都昌赋》两文而言,笔者更喜爱前一篇。

笔者很希望文学家们在百城赋的基础上,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有点个性化的赋来。

赋,已被几乎废弃一千五六百年,现在重又恢复,当然会有新鲜之感,但将来是否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呢?如果持续下去,在形式上会有怎样的革新?这些都难以预见,但从当前人们对百城赋喜爱的程度可以推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华文化的复兴必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笔者祝愿董先生宝刀不老,写出更多的美文、美诗、美赋来!

紫军2007830



[1] 《光明日报》200737日第四版。

[2] 原文载于《外国文学译论》1993年第1期,第4546页,转引自季羡林《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006年出版。

[3] 曹丕:《典论·论文》。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张晖简历

    张晖,笔名紫军,19384月生,北京大学毕业。退休前在中国外文局工作。原做波斯文版的“毛选”等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后致力于波斯古典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著译著有《鲁达基诗集》等11部,在各种报刊发表的诗文有一百多篇。曾于198385年任驻伊朗文化一秘,先后9次赴伊朗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活动,20006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华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学者奖”。2002年四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伊朗时,将由他参与翻译的一套十八卷的《波斯经典文库》(他翻译两卷)作为国礼赠伊朗总统哈塔米。该书亦于2003年分别在中国和伊朗荣获图书最高奖。200312月伊朗文化伊斯兰指导部部长贾梅伊访华时,荣获中伊文化交流奖。此外,1990年开始红学研究,以紫军为笔名与霍国玲等合作撰写与出版《红楼解梦》系列论丛10部(13册)共300万字(尚未出版完)及校勘《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上、下),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逾百篇。

编辑: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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