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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司马

发表日期:2010年2月26日  出处:雷池貔貅 遴选  本页面已被访问 2972 次

    1、《周礼》所载兵制,以二十五人为两,以中士任两司马。
  2、太平国兵制,亦以军事编制推行于地方,以二十六家(一说二十五家)为一两,亦设两司马。
  3、两司马指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两人在文学史上都很有影响,后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称。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汉时文学家。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
  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
  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司马迁(前135 ~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71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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