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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 / 佚名

发表日期:2010年3月3日  出处:雷池貔貅 审辑于 互联网  作者:佚名  本页面已被访问 3152 次

    隋唐五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章,一方面扬六朝余波,有讲究辞采的骈文;另一方面革六朝旧习,有散行流畅的古文,开辟了宋、元以后散体文的发展道路。清代严可均编纂《全隋文》36卷,共收文680余篇,作家 160多人。董诰等编纂《全唐文》1000卷,共收文18400余篇,作家3000余人。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72卷,《续拾》16卷。此外,再加上近百年来所出土的碑志等散佚文章,隋唐五代文数量之富,真可谓洋洋大观。
  由骈体向散体古文的转变  隋唐五代文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成就在散体的古文方面。魏晋六朝的骈体文,祟尚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用古事古语比拟今事今语,语意往往模糊不清,加以声律的拘束,日益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隋统一后,封建经济和政治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繁复,骈偶文体更难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在开皇四年(584)便“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从崇实尚用的观点出发,抨击了浮华文风“遗理存异,寻虚逐微”(《隋书·李谔传》)的弊害。王通也有类似的主张。但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而积重难返,文帝一纸诏令,并未奏效。炀帝爱好靡丽,骈文仍然盛行。
  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并在理论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唐高祖时傅奕请除佛教的奏疏,太宗时吕才反对巫术的文章,都用较通俗的语言,但还不曾有意识地提倡散体文。太宗功业显赫,但所为文章,却学徐陵、庾信。当时,魏徵已指出梁以后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李百药也批评南朝梁、北朝齐的文风“俱肆淫声”(《北齐书·文苑传序》)。他们的奏议文章也多用散体。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他猛烈抨击浮艳文风“适先兆齐、梁之危”,“不能免周、陈之祸”(《上吏部裴侍郎启》),并认为当时文场“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在《言语》、《叙事》、《模拟》等篇中,也提出了“言必近真”,不要“雕彩”、“效颦”的主张。这些理论,是古文运动的先声。在创作实践上,武后时的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文章虽不见有改革之论,但他的政论都用古文,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但总的来说,初唐依旧骈文为主,包括魏徵及陈子昂在内,文字应酬及一般章奏,都还是用骈体写作。
  盛唐至中唐前期,大概从玄宗天宝年间到代宗大历期间,相继出现一批祟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先后出来提倡散体,反对骈文。唐王朝在开元年间鼎盛,天宝政治日趋腐败,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分裂,出现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危机。一部分士人,为了维护唐王朝封建统治,进一步提倡儒家思想,从萧颖士到柳冕,其文论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宗经明道观点出发,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萧颖士自称“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司业书》) 。李华以为“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主张“为文在经”,“文章可以假道”(梁肃《祭独孤常州文》)。梁肃以为“文本于道”(《补阙李君前集序》),“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柳冕更全面指出,“文章本于教化”(《与徐给事论文书》),“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这种文教结合、文能明道、文道并重、尊经重道的主张,为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在文学史上据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地位,但他们偏重学习五经和先秦两汉的政治学术文章,对魏、晋以来文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甚至贬屈原作品为“亡国之音”(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而他们自己的作品又大多带着骈文的余习,因而成就有限。
  古文运动的全盛阶段  中唐后期,大约从德宗、宪宗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使古文达到全盛阶段,一直发展到唐末五代。韩、柳古文运动的展开,有自成体系的古文理论,包括明道的原则、养气的功夫、学古的目标、创新的要求等各方面主张,旗帜鲜明,论辩有力。他们都有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古文作品,取精用宏,无体不备,“浑浩流转”(苏洵称韩文语),“雄深雅健”(韩愈称柳文语),风格多样,给人们提供了古文的范本。古文虽然称为“古文”,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实则是要求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新的书面散文语言,较近口语,扩大了文言文的表达功能,有进步意义。韩愈提倡古文,夺取骈文的阵地;提倡儒教,夺取佛老的阵地,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韩愈又有著名的学生如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相从为古文,扩大其影响。文论家以为“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刘熙载《艺概·文概》)。同时,韩愈的朋友如白居易能写明白晓畅的文章,樊宗师能写奇奥生僻的文章,刘禹锡也是古文好手,他们与韩、柳殊途同归。这样,唐代古文便达到全盛的阶段,后来继之而起者有刘蜕、孙樵、杜牧诸人。刘蜕被刘熙载称为“意欲自成一子”(同前),孙樵被清人列入唐宋十大家之内,杜牧被称为“一时之杰”(同前)。唐末五代,又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作家,用短小精悍之笔,讽刺现实,被鲁迅誉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小品文的危机》)。

隋唐五代文
 
隋唐五代文

  骈体文的新风格  骈体文在隋唐五代始终流行。上自诏敕,下至判辞、书牍、碑刻,无不习用骈文,可见唐代骈文有新面貌。晋、宋以前骈文,虽然也尚翰藻,而语言比较雅洁,贵在“潜气内转”。齐、梁骈文较重气势,但过于华饰,要求“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清代钱振伦在《唐文节钞序》指出,唐代骈文“体虽沿乎旧制,才已引其新机,大抵丘壑易寻,而持论较正;枝条稍简,而骨独遒”,认为唐代作家以才思写作骈文,使骈文得到生气蓬勃的发展,思想雅正,用典平易,语言雅洁,风骨有力。并且认为,初唐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盛唐以张说、苏颋为代表,中唐以陆贽为代表,晚唐以李商隐为代表,唐末五代则以罗隐、徐铉为代表。唐代骈文,从初唐四杰开始,运用抑扬调畅之气,和古文渐相接近。中唐陆贽能不受骈俪拘束,自由发挥政论,是唐骈文中能切实用的一家。他的《拟奉天改元大赦制》,连当时的叛兵悍将读后也为之泪下。李商隐擅长写章表,孙梅《四六丛话》盛赞道:“《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唐代是骈文向散文靠拢的发展阶段,到宋代便成为用古文方法写骈文的“宋四六”。同时,不少优秀的骈文作品,就其艺术精美而言,在文学史上也占有它的一页。号称骈文复兴的清代,如陈维崧、吴锡麒诸家所作,就受到唐代骈文较多的影响。
  各类文体重要作品  综合骈散各体的隋唐五代文,内容上反映了古代封建经济繁荣、疆域扩大到大分裂时期的社会各个方面,艺术上出现了雄浑奇肆、矞皇典丽、清雅淡素、纾徐深婉等多样风格。名篇杰构,数量可观。各类文体的重要作品如下:
  议论文,包括诏令、表章奏疏、对策、论说、序跋、书札等文体,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文史理论等方面。如傅奕《请除释教疏》,吕才《叙卜宅》、《叙葬书》,魏徵《十渐不克终疏》,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刘知几《论史上萧至忠书》,陈子昂《谏用刑书》,卢藏用《析滞论》,李峤《神龙历序》,李华《卜论》,元结《箧中集序》,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奉天论延访朝臣表》、《论浑瑊李晟等诸军兵马不要指授方略状》,权德舆《两汉辩亡论》,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原道》、《原毁》、《原性》、《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柳宗元《封建论》、《天说》、《非国语》,刘禹锡《天论》,李翱《复性书》、《寄从弟正辞书》、《答朱载言书》、裴度《寄李翱书》,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愈文集序》,李德裕《文章论》,舒元舆《论贡士书》,刘贲《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孙樵《复佛寺奏》、《与王霖秀才书》,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上崔华州书》,杜牧《罪言》、《守论》、《战论》、《原十六卫》、《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答庄充书》,皮日休《读司马法》、《原谤》,谭峭《化书》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与文采,都有独到之处。其中除韩、柳二大家外,刘知几《史通》中的骈文,与陆贽一样,皆能运用骈文形式剖析事理,杜牧论文笔锋犀利,含义深刻,都很突出。
  记叙文,包括碑碣、志传、记、序、铭等文体,内容涉及记人、记事、记山水、记建筑、记物等方面。如张说《姚文贞公神道碑》,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元结《右溪记》,乔潭《女娲陵记》,独孤及《仙掌铭》、《琅琊溪述并序》,吕温《成皋铭》,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画记》、《柳子厚墓志铭》、《平淮西碑》,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种树郭橐驼传》及“永州八记”,白居易《庐山草堂记》,皇甫湜《唐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昌黎韩先生墓志铭》,舒元舆《录桃源画记》、《序白》,孙樵《书褒城驿壁》、《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读开元杂报》,李商隐《李贺小传》等。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艺术风格也丰富多样,各擅其胜。
  抒情文,包括辞命、表疏、书牍、赠序、祭吊等应用文体,内容有上对下、下对上、亲友、离别、生死等各方面。如王勃《晚秋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李白《与韩荆州朝宗书》、《送张怀祖之东都序》,李华《吊古战场文》,李观《吊韩弇没胡中文》,韩愈《与孟东野书》、《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祭吕衡州温文》,李商隐《为濮阳公陈情表》、《上河东公启》、《祭小侄女寄寄文》等,这些作品都写得真挚动人。上比六朝以前,文笔较为流畅;下比两宋以后,语言又较雅洁凝炼,独具特色。
  杂文,包括长篇的对问体和寓言、小品。如元结《出规》、《处规》、《七不如》,刘熙载称为“狂狷之言”,“足使顽廉懦立”(《艺概·文概》);韩愈《进学解》、《送穷文》、《杂说》和柳宗元《天对》、《三戒》、《捕蛇者说》、《憎王孙文》,久已脍炙人口;刘蜕《山书》18篇、《古渔父》4篇、《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刘熙载称其“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同前);陆龟蒙《怪松图赞》、《野庙碑》、《祀灶解》、《记稻鼠》、《冶家子言》、《蠹化》、《蟹志》以及罗隐《英雄之言》、《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都寓愤激讥刺之意。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小品文的危机》)。
  辞赋和佛教文章  此外,辞赋和佛教文章在唐代也各有发展和成就。汉赋一体在唐代已走向下坡。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指出:“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而骚赋一体,在中唐以后颇有佳作,柳宗元《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五篇,是楚声骚体的名篇。严羽称“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林纾也称他“当与宋玉争席”,“为唐文巨擘”(《韩柳文研究法》)。其次,有刘蜕《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三篇,刘熙载以为“学《楚辞》尤有深致”,“颇得《九歌》遗意”(《艺概·文概》)。杜牧《阿房宫赋》,则打破过去赋体全用对偶的窠臼,开导了宋代以散文体为赋的先路。至于陆龟蒙《蚕赋》之类小赋,思想性较强,在唐赋中也是较优秀的篇什。由于唐代进士科试词赋,因而出现了考试用的律赋。天宝后进士试赋限韵,一般八韵,也有三韵到七韵的,声律限制极严,因而称为律赋。作官赋的,开端要破题,在首四句中先将题目的字面破出,才合规定。这种赋体,实质与明清八股文类似,因而当时虽偶有佳作,但大多芜杂。
  唐代继六朝以后,佛教盛行,佛经的翻译超过了前代。在大量唐译佛经中,具有文学特色并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广泛影响的,无过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后者或疑为房融伪撰,然而文笔颇优美。至于唐人自撰有关佛教的游记、传记等书,如辩机《大唐西域记》12卷,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其中颇多具有文学价值的叙述。佛教影响到唐代文学界,在不少文学家如王勃、王维、梁肃、柳宗元、李商隐等人的集中,都保存着关于佛教的文章,有赋、赞、碑、序等各体。这类文章,除柳宗元所作,阐说哲理,可供佛学研究者参考外,其他大都以华藻为工。
  自宋代以来,文人们对隋唐五代文,不断进行汇辑、选录、整理等工作。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达1000卷之多,为综合诗文、不分骈散的大型总集。在此基础上,姚铉选了《唐文粹》100卷,以古文为主,兼及骈体,是现存第一部唐文选本。明代朱右选《八先生文体》,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唐人中重点选录了韩愈、柳宗元两家为冠首;清初储欣于八家外,又增加唐代李翱、孙樵两家,编成《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所谓“乾隆御选”的《唐宋文醇》,也是这10家,用以直接继承五经到西汉的文章传统,确立了古文在唐文中的文统地位。虽然唐文只选两家到四家,却长期影响了明、清的古文写作,所谓“桐城派”、“阳湖派”,都是韩、柳古文的宣扬者。
  至于骈文,清代陈均选有《唐骈体文钞》17卷,谭献以为“所录意趣峻整,颇避甜熟,而开合动荡之篇较少”(《复堂日记》)。清代龚自珍曾标出西汉至唐末的“家户诵”之文,共74篇(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其中唐文有34篇,几近一半。有关唐文的考订资料,有清代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和近人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等。

参考书目
 严可均编:《全隋文》(光绪甲午黄冈王民刊本)
 董诰编:《全唐文》(清内府刊本、扬州官本、广州局本)
 陈均编:《唐骈体文钞》(清嘉庆间家刻本)
 

◆《千城赋》总设计师·辞赋编辑家·中国当代新赋运动先驱·赋帝·潘承祥统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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